爱哲按：

我至今还记得 1999 年的那个夏天，我刚刚上高中，对即将开始的寄宿生活很兴奋。学校离家很远，要坐火车。

那天在慢悠悠的绿皮火车上，我发现所有人都在讨论一件事，就是中国女足。当时中国女足打进了世界杯决赛，与美国队决战。两支球队打得难解难分，0−0 战平。最后通过点球决胜负，每一方踢 5 个球，结果，中国队只有一个球没踢进，遗憾地以 4−5 屈居亚军。

火车上当时大家都在很遗憾地说，只差一个球，中国队就拿到世界冠军了。但作为一个从来没看过足球比赛的中学生，我当时满脑子想的都是，第一，原来中国女足这么强。第二，踢丢了那个点球的球员，压力该有多大啊。

没想到 27 年后，我有机会当面听这位球员讲述那段往事。

胡同里的足球启蒙

大家好，我叫刘英，前中国女足球员，也做了很久女足青少年教练。

我出生在一个住四合院的大家庭，很有家庭的氛围，大家族住在一起。那个院子大概就是我第一个足球场。小时候在胡同里踢球的画面，我至今仍然记得很清楚。

我从小就和其他孩子不太一样，从小脚就不闲着，街道上但凡有一个能踢的东西，我肯定要踢着走，比如石子、纸盒之类的。所有我能踢的东西，我就低着头一路踢回家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就是我最早的足球启蒙。

■图 / 刘英小时照片

在那个年代，我和其他女孩确实不太一样。我胆子比较大，敢和男孩子一起踢球，体育也很好。

学校有班级联赛，一开始我还不好意思踢，都是男生上场，但看到我们班输了，班主任又鼓励我，最后我还是上去了。我当时还没有学过足球，就是瞎踢，但踢得就比一般男孩好。

我家离月坛体育场很近。每天吃完饭，家里人常常找不到我，我会偷偷溜到月坛体育场，跟一些不认识的叔叔、大哥哥一起踢野球。

他们在那里玩，我就说加我一个，然后进去就踢。每天都是偷偷放下饭碗溜走，因为家里不让。

小学四年级时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在学校操场和男生踢球，被校长看见了。

他说「怎么会有个小女孩在操场上踢球？」我们那个年代踢球的女孩很少。校长也觉得一个女孩踢球很少见，他说「如果这个小女孩真喜欢足球，我给她介绍到足球队。」

于是校长就找到我妈妈，把我介绍到了北京 101 中学的一支足球队。那支足球队在少年宫训练。

去了以后 101 中学的足球队留下了我，从此我每周二、周六、周日就开始了风雨无阻的足球训练。

通过这位校长，我真正和足球有了联系，开始了我的足球道路。

专业训练

进了少年宫以后，我遇到了两位教练。一位是后来成为中国女足主教练的马元安。在少年宫那次是我第一次见到马指，后来，他既是我的启蒙教练，也是我的伯乐。另一位是从男足下来的于景连，在我们足球圈也很有名。他们看了看我，就把我留下了。

其实在少年宫我并没有踢多长时间，就被海淀体校选走了。海淀体校把足球队建在人大附中里面，那是人大附中唯一的一届女足，就搞了这么一届，其中就把我选拔走了。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的成长幸运得不得了。

我在学习上可能不行，但在踢球上一直都是家长嘴里别人家的孩子那种水平，永远是可望不可及。

进入人大附中足球队之后的那个暑假，发生了一件让我记忆犹新的事情，直到现在我也经常给我的学生们讲。

老师让我们颠球比赛，谁颠得多谁站前面，让我们按成绩排队。球员们排了很长一排，我往右边看只有两个人，往左边看一大溜——我是倒数第三名。

刚起步时我比别人晚很很多，但只过了几周时间，等到再比的时候——我左手边只有两个人，右手边变成了一大排，从倒数第三到了正数第三。

■图 / 刘英练习垫球

那会我知道自己颠球不行，吃完饭就在家里练，就在四合院细长溜的院子里，地方很小，家里没有足球我就用皮球练习。

现在想想，这就是我的天赋：你给我一点空间和时间，我就一定会比别人强，尽管起步可能晚一点。

那时候因为大家都还是小孩，练球时都爱偷懒。教练说跑十圈，就有四五个人偷懒不跑的。

我从来不偷懒，每次都是我吭哧吭哧跑完十圈，带着不跑的学生一起回去，当然不跑的我也不告发他们。

我在足球上始终对自己要求极高，这种自律贯穿了我整个足球生涯。

1991 年，我进了北京队，只有进北京队才有机会被国家队挑选。

我在北京队的时候就有机会出国了，第一次出国是去朝鲜比赛，现在想起当时的经历来也很有趣，像什么「饿肚子」、「偷吃的」之类的经历都有。

在朝鲜比赛的时候，我们队的蜂蜜越来越稀，被朝鲜人偷吃了。那时候的餐食也供应不上，就四个菜和大米饭。我们作为外队还算不错的，偶尔还能弄碗冷面来吃。有时候我们饿了，就偷偷去人家地里，下去掰根玉米棒子回去煮着吃。但是朝鲜那时的基础设施很好，我们总去大澡堂和洗浴中心。

国家队梦想成真

但是我进入国家队时经历了一些挫折。

1993 年我第一次入选国家女足集训队，1995 年代表国家参加大型比赛的时候我被淘汰了，而且只淘汰了我一个人。

当时我们在北京大兴集训，该去加拿大比赛了，我当时没去过加拿大心里还很兴奋呢。结果教练把我叫过去说「这次别去了，名额有限，下次还有机会。」

我觉得我也不差，但是不接受也得接受。不过我还年轻，91 年 17 岁进队，93 年才 19 岁，我是刚上来的队员，在经验、能力上有差距，再多练呗。

从小到大，我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服输，我的教练也总这样评价我。无论是跑步还是比赛，只要有人在我前面，我就一定要追上。不能输，不想输。

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，我小时候，在我还没有接触足球的时候，我做过一个梦。

梦里有一扇巨大的门，那时我还不知道国家队是什么，但我知道梦里的大门就是国家队的大门。门的那边站着两排大姐姐，向我招手，边挥手边对我说「来呀～来呀～」

这个梦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，后来我真的实现了这个梦，字面意义上的梦想成真。所以我感觉我的成长和别人不太一样，冥冥之中我肯定要踢出来。

在参加奥运会之前，中国女足的训练条件并不是很好，但当时我们不觉得有什么，每天还很幸福、很高兴。

备战 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时，我们在鹤山集训，条件非常艰苦，住大通铺，房顶上甚至有老鼠嘎嘎嘎地跑。睡觉的时候，偶尔有老鼠掉下来砸到人，哇的一声大叫，大家就都醒了。大家互相开玩笑说没掉到我身上，掉在你身上了，都还挺开心。

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中国女足创造了 96 年奥运会第二名，我们拿到了银牌。

■图 / 刘英和奥运会银牌合照

第二名的成绩让所有人都开始关注中国女足了。对我自己来说，我的自信心一下子就上来了，那届奥运会，我作为年轻球员获得了上场机会，并打满比赛，表现非常好。96 年我还没踢主力，97 年我已经开始踢首发了。

之后几年，我作为国家队里的主力球员，参加各种国际大赛，亚洲杯、阿尔加夫杯等等，我把所有最高赛事都参加完了，亚洲杯拿到了最佳射手，阿尔加夫杯拿到了最佳球员，不断积累经验，也不断取得成绩。

我还记得第一次在国际赛场上听到奏国歌，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那个经历让我终身难忘。足球场上，祖国的概念变得具象化，我作为国家队队员、中国运动员，在异国他乡，当国歌响起时，我热血沸腾，感觉要战斗了。

1999世界杯

1999 年，第三届女足世界杯在美国举行。这届世界杯在美国和中国都引发了空前的关注，也让女子运动，尤其是女足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聚焦。 自 1983 年成队以来，中国女足一步步成为世界一流。从 1991 年首届世界杯止步八强，到 1995 年第二届世界杯的第四名，紧接着 1996 年又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夺得银牌。而 1999 年，中国女足创造了历史上的最好成绩。

我们这届世界杯尤为被关注，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。有一个政治原因，是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事。

我们快从中国出发去美国比赛的时候，《足球报》《体坛周刊》发了文章，在头版写着「女足，狠狠地打」

但当时我们几乎完全沉浸在比赛之中，对外界发生的事情关注不多。虽然当时外部环境相对复杂，但对我们来说，最重要的始终是比赛本身。了解对手，练好自己的，再针对对手怎么打，每天的重心都在比赛上。

随着比赛一场一场的打，无形中很多记者来了，采访的人越来越多，媒体越来越多。

跟着我们报道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张斌说，他拿记者证去到哪里，都是优先的，中国女足成绩好，中国的记者也受优待。

有一次听队友说，记者告诉她，我们现在在中国可火了，我们都惊了。后来听家里人说，所有报纸、电视全是女足报道，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。

这届世界杯我们打得非常艰难。美国给我们设了很多障碍，到处比赛飞了很长时间，从西部到东部来回飞，而美国就在那里等。我们是飞得最长的，还有时差，让人折腾得够呛。当时对美国有威胁的对手，他们都会给折腾一下。

但在这样的条件下，我们反而越打越顺。球队配合越来越默契，比赛节奏也越来越流畅。

我们平时和挪威队咬得特别紧，最后那场 5 比 0 给她赢了。刘爱玲那教科书般的两脚远射，现在网上一搜都有。国际足联赞扬中国女足，说是「中国女足是在足球场上下棋，赏心悦目，打得流畅。」

我们打疯了，运势也好，进了一个又一个，越打越顺。

■图 / 女足队员们合照

世界杯期间，中国女足一直往返于美国的东西部，她们需要在短时间内内适应三小时的时差与近三十度的温差，但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中国队依然连胜小组赛，最终以 5 比 0 横扫上届冠军挪威队，晋级决赛。 1999 年 7 月 10 日，中美决赛当天，位于美国加州的玫瑰碗体育场现场涌进九万名观众，创下了当时女子体育比赛现场观众人数的单场世界纪录。

进入决赛时，从我个人来讲，太累了。我感觉我踩着棉花上场的，累得不行。准备活动还好，踢的时候非常疲惫。

那是第五场球，连续的比赛、长时间飞行，还有时差，储备的体能已经到极限了。

我们当时的领队王俊生说，「作为一个运动员，没有几次站在冠亚军赛场，这个赛事也到了最后，既然我们站上来了，大家就要珍惜，不放弃任何东西。你马上就能到达顶点了，为什么不搏一下呢？」

打这场比赛之前，我们就知道美国总统克林顿要来，也邀请了中国主席，但主席没去，派了一个人。当时正好在中美关系低谷时期，想用这场比赛来缓和一下两国关系。

1999 年世界杯冠亚军决赛时，我们那场比赛创造了一个女足收视纪录。玫瑰碗体育场真是座无虚席，放眼望去全是白色衣服，只有一小撮，门后面旁边有中国国旗，有中国红，我们在赛场上看得很清楚。

现在回想起那天在玫瑰碗的比赛像梦一样，很恍惚，你去过吗？你打过吗？非常不真实。

那样一个氛围里，如果足球生涯赶上那样一场球，运动员生涯也非常有价值了。

对美国女足，我们一直负多平少，输更多。我们也知道自己实力可能稍差一些，但比赛一直僵持，她们也打不进去。120 分钟，打平，加时，最后点球。

那是中国女足离世界冠军最近的一次。打到 120 分钟，所有队员筋疲力尽，每个人都为队伍尽了最大力量。

在美国队主场，所有球迷冲着她们来，人家总统在上面，她们可能更兴奋，压力也更大。但我们很顽强，双方都没有什么绝对进球的机会，所以扛下了 120 分钟。

其实我们也想到打点球了，但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。现在想想我好像没练过点球，或者练了也没那么上心。那时女足比赛双方打点球的时候少，中国女足一般都是赢了。

点球顺序：第一个谢慧琳，第二个邱海燕，我是第三个，孙雯第五个，还有张欧影，马元安分配的。

前两个人都进了，美国队的也都进了。

点球到我了，我脑子一片空白，走上去的时候很混乱，从中场走到点球点，觉得特别混乱。

但是问我紧张吗？我感觉也不紧张，但也可能是紧张到脑子懵了。现在回忆不起来，就是不知道该打哪。最后打了守门员的左边。

后来我自己看回放，动作变形，球速不够，守门员也扑对了，欺骗性也不够。就是压力太大，心理不过关，没有发挥出正常技术动作。5 个人里 4 个人扛住了压力，加上美国队的 9 个人就我一个没踢进，确实是我没扛住压力。

当时没打进，我还没觉得有什么，我对我们的守门员高红很有信心，觉得她能把美国队的球扑出来。每次扑点球她都能扑出来，结果没扑出来。

因为我的点球没进，没有拿到冠军，压力就开始了。人家都罚进去了，你没罚进去，因为你所以没拿到世界冠军。大家当然觉得可惜，就差一点，但肯定不是怨我，是因为离冠军就差这一点，这个我百分百知道。

进到休息室之后，美国总统克林顿接见了我们。还跟我说话了，他说「你很棒，双方女足都奉献了一场精彩的球，当然你也很棒。」他特意过来跟我说了两句话。

因为这一脚球，我真的背负了这个压力好长时间。没有人怪我，但是自己一直没走出来。

点球之后

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刻意回避这段经历。我从来都屏蔽它，不去看那个球。

很多年以后我才去看那段录像。国际足联重新规定了针对点球守门员的要求，网站上都有，我还上去看了看。

现在只要一打世界杯，或者国际足联对点球有要求，永远把我罚点球的画面放出来：「我还没罚，守门员已经跑出来很多了。」

近几年才开始说对方犯规的事。当时美国队守门员，第一个点球时出来一点，第二个再出来一点，第三个一大步就跨出来了。我现在看，守门员确实是出来太多了。但这也都是后话了，没进就是没进。球场上，服从裁判，不可改变。

但是现在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，肯定会被判犯规。现在所有裁判都紧紧盯着守门员，没罚球的时候守门员不能动。往好处想，我也是做了一点贡献的。

还有一件事，我记得特别清楚。

比完赛回国以后，有一天我去遛街，突然有两个女的看到我，赶紧躲开，嘴里还说「看看看，那就是点球没进的那个。」

不过还好，因为我们回国之后马上进入到全国比赛了，又开始忙碌了。

但我始终很不自在，感觉自己像犯错了、有罪一样。

谁都会提那个点球，安慰我一句也会提到，「唉，你那点球没事啊。」麻木了，不提也得提，所有事情都围绕着我点球没进影响着我的生活。

有一段时间我总觉得浑身软、没劲、总想睡觉、没食欲，查身体什么也查不出来。后来去查心理科，抑郁症。

我甚至后面就打不了点球了，不挑战了，根本不再站到那里。

2003 年世界杯我又打了一次点球，还是没进，但没什么人关注，因为那场球我们赢了。

■图 / 2003 年世界杯

当时指导是马良行，他说「如果有点球，刘英你上」我说我不上。

他说「刘英你要证明自己啊，过去多少年了，不要老背负这个。」我当时答应了，心里想，哪这么巧又来点球。结果对俄罗斯，真来了一个点球，非让我罚，那我就罚吧。

我们比赛之前练点球，练十脚我九脚不进，就一脚能进。马良行还教我，还想让我从哪儿摔倒从哪儿爬起来。结果这个点球也没进。

我觉得人不能较劲，我自己心里知道，点球可能已经成为我的死穴了。不要去挑战了，因为我也不想去证明。就算之后再有机会和美国队比，我打进了，跟 99 年那次也不能相提并论，那是两回事。

我觉得点球这件事是个双刃剑。好的一面是大家都知道中国女足有刘英，不好的一面是大家都知道点球没进的是刘英。因为那个点球，大家记住了我，但也可能只记住了那个点球，而我踢球的能力没有那么被认可。

99 年回来以后我发挥得特别好，又上升了一个台阶，国内最佳射手、最佳球员，女超联赛 38 个进球我进了 16 个，北京队所有进球我独揽一半。但是大家不会记得，大家只记得那个点球。

我当然不甘心。但我知道自己永远要背负着这个，因为这是事实。

人生不止点球

2005 年全运会我代表北京队拿到冠军之后，我就退役了。

想退役是因为没有斗志了，拿了所有的冠军，年龄到了，伤病也多了，踢球没有什么奔头了。

当时家里人问我退役以后干嘛，是不是要当教练，我特别坚定不当教练，觉得自己能干足球之外的很多事，感觉做什么都挺新奇的，想离开足球。

那时候穆里尼奥特别火，英超的，他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教练，我特别喜欢他。当时看到报纸上他采访时说的一句话：「再好的球员在足球队里都是棋子，球队里真正的灵魂是主教练。」这句话改变了我。我这么喜欢足球，我想当灵魂，我一定要当好教练。

像我这种资历的，其实留在一线也没问题。但我遇到一个好校长，他说「刘英啊，你要想当好教练，就上青年队好好历练几年。」我说行，然后就组队，挑队员，开始了教练之路。05 年底退役，06 年就开始自己组队做教练。到现在二十年了。

踢球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是为足球而生；当了教练以后，我觉得自己过去的所有经历都是为当教练做准备。

教练的生活真是丰富多彩，不像运动员三点一线，什么都不用想。当教练不一样，在这种体制里面带队，需要面面俱到，又当娘又当爹。当教练得学习、转型、考教练证、制定计划、更新理念，得负责队员的衣食住行，小孩受伤、生病、情绪不好的时候，都要照顾和沟通。

而且现在足球发展这么快，不学习就落后了，这两年当教练感觉每一天都在进步。

但中国女足要想回到 99 年那种巅峰是不可能了，欧洲女足现在已经崛起了，她们有自己的职业联赛，职业化之后大踏步前进，以后的差距会越来越大。

有时候我也会想，如果 1999 年我们拿到了世界冠军，很多事情可能都会变得不一样。

因为我们拿到亚军时，就已经吸引了很多女孩子来踢球。如果拿到冠军，力度会不会更大？中国女足会不会因为这个冠军发展得更好？会不会走上里程碑式的道路？也许我们也会有自己的职业联赛，这都不好说。也许整个中国女足的发展路径都会发生改变。

但事实摆在那里，该面对的还是得面对。

过去这么多年，再去回望过去，有遗憾也没有遗憾。

我觉得1999 年是我人生中特别美好的一段时光，人生的顶点。

我自己的足球生涯非常美好，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。很庆幸那么一支优秀的队伍里有我，有刘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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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片来源：讲述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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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aff

讲述者｜刘英‍

主播|@故事FM 爱哲

采访|@故事FM 爱哲

制作人|张旭冉

文案整理丨张旭冉

声音设计|张旭冉

运营|鸣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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